范晔著史 后出转精
优秀的历史学家，总是对于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十分敏感。梁启超对东汉士风多有赞美，在发表于120年前的《新民说》中写道：“东汉尚气节，崇廉耻，风俗称最美”。其实，这并非梁启超一人的观察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，也说“东汉之世，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（西京即长安，此处以都城指朝代），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”。究其原因，与儒学之兴盛有莫大的关系，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，“尊崇节义，敦厉名实，所举用者，莫非经明行修之人，而风俗为之一变”。
要了解东汉的社会风气，阅读东汉人的家教家风故事，首要的材料是《后汉书》。在二十四史中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即“前四史”最受推崇。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介绍学史门径时曾说：“吾人读史，固当先读编年，后读正史，而四史则须先看。因为四史历代研究的人很多，并且以后的正史，多半都是因袭四史，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，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。”
“前四史”中，成书最晚的就是《后汉书》，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（398年—445年）。范晔在元嘉九年（432年）著史时，距东汉灭亡已有二百余年，期间已有多种东汉历史著作问世，范晔在写作时参考的著作，在《后汉书》问世后逐渐消亡，如今只得只言片语，可见《后汉书》虽是后出，但光彩超越前作，故能取而代之，传之后世。
范晔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十足的自信，要与修《汉书》的班固一较高下，他尤为得意的是《后汉书》中的评论性文字：“吾杂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，既有裁味，故约其词句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六夷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《过秦》篇。”此处所说的《过秦》篇，即西汉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范晔自言诸序论与《过秦论》不相上下，可见其自信。范晔的评论爱憎分明，清朝学者王鸣盛说读了《后汉书》，能鲜明体会到范晔“贵德义，抑势利，进处士，黜奸雄”的导向。
今天我们见到的《后汉书》共120卷，其中本纪10卷、列传80卷是范晔的手笔，志30卷则出自西晋史家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，《续汉书》本是一部完整的书，从宋朝开始，《续汉书》中的志与《后汉书》合印在一起，遂成了今天见到的《后汉书》的规模，而《续汉书》志之外的部分却没有流传下来。
伏波教侄 谨言慎行
今天，在岭南许多地方都能见到伏波庙，庙中供奉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。马援生活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，一生南征北战，为东汉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，他曾两度南征，岭南人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建庙纪念他维护国家统一、稳定边疆之功。
马援年少时就有大志，曾说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”。马援第一次南征凯旋时，朋友们都来祝贺他，有一个叫孟冀的朋友也来祝贺，马援寄望于这位朋友能有良言相告，而非只是祝贺。马援将自己与西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相比，为自己“功薄赏厚”而感到不安。马援对朋友说：“方今匈奴、乌桓尚扰北边，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。”这便是“马革裹尸”一语的由来。马援最终在第二次南征时病死前线，可谓遂其志向。
马援在沙场征战之时，也惦记着家人，在第一次南征时，曾给侄子马严、马敦写了一封家书，《后汉书》全文引用，因此我们得以知道马援的家教观。马严、马敦的父亲马余去世得早，马援承担起教育侄子的责任，他在前线听说两人喜欢议论他人长短，在家书中直截了当地表示，“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”，大概马援此前也曾对两位侄子说过类似的话，这次在家书中又说一遍，口气颇为强硬。
马援接着在家书中举出两个人，一位是龙述，字伯高，此人“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”，这里的“口无择言”可不是现在所说的“口不择言”，恰好与之相反，是口中所说的都是合乎法度的话之意；一位是杜保，字季良，此人“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”，两位都是马援“爱之重之”的人物，但马援却希望侄子效法龙伯高，而不要效法杜季良。马援并不是对杜季良有意见，而是考虑到侄子的资质，认为效法龙伯高不得，“犹为谨敕之士”，而效法杜季良不得，“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”。
由这封家书可知，马援教侄以谨慎二字为主，不能为人轻薄。马援的这两位侄子在历史上名气稍逊，但其后代却很有名。马严诸子中，以马续、马融最为有名。马续既能带兵打仗，在边疆立功，又曾受命撰写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，可见学问不小。他的兄长马融的学问更大，乃东汉的经学大家，郑玄就出自他的门下。
大儒家风 亲近君子
汉武帝之后，儒学地位不断抬升，社会上研究儒家经典的风气逐渐发达。皮锡瑞在《经学历史》上举出两处表现，以说明东汉经学较西汉更为兴盛，其一是西汉学者多能专一经，但兼通者凤毛麟角，而东汉兼通五经的学者很多；其二是西汉学者笃守经典，对于经典的阐释、发挥不及东汉学者，东汉著述风气大开，“性灵渐启，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，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。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，立言百万，集汉学之大成”。
这位东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就是郑玄，清朝汇总而通用至今的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仪礼》仍用的是郑玄的注。《后汉书》中保留了郑玄写给独子郑益恩的一封家书，写这封家书时，郑玄已七十岁了，他回顾了自己的坎坷经历，表明自己之所以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，目的在于“念述先圣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齐，亦庶几以竭吾才”。郑玄毕生埋首学问，现在要将家事托付给独子，好闲居养性、深思学问。
郑玄希望益恩努力探求君子之道，钻研不辍，“敬慎威仪，以近有德”，注意自己的举止，保持恭敬谨慎的态度，以此亲近有德之人。郑玄接着写道：“显誉成于僚友，德行立于己志。若致声称，亦有荣于所生，可不深念邪！可不深念邪！”一个人有好名声，得益于朋友的口耳相传，一个人有好德行，却只能靠自己立志修炼，这不是容易之事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好名声，让父母感到荣耀，这也是令人欣慰之事，接连两句“可不深念邪”足以表达郑玄对益恩的期待。
郑玄家书的另外一个重点，则是在生活上保持勤俭。郑玄出生于一个寒微之家，这时家境也不容乐观，甚至更糟了，他惋惜自己珍惜的书籍都朽坏了，“不得于礼堂写定，传于后人”，但他仍以为时未晚、仍可努力的心态看待这一切。他希望益恩“勤力务时”，如此也能“无恤饥寒”，“菲饮食，薄衣服，节夫二者，尚令吾寡恨”，在饮食、衣服上节约一些，他也能更加放心。
郑玄家书将自己的经历、担心和期许娓娓道来，文辞不事雕琢，道理也平易近人，令人见到大学者不常示人的一面。
清白传家 乡里称善
家教未必要像马援、郑玄一样留下家书。东汉有名的清官“四知太守”杨震，只以“清白”二字传家，他的家训早已写在了“暮夜拒金”的坚决中。杨震之子杨秉传续家风，“故吏赍钱百万遗之，闭门不受，以廉洁称”，他曾对别人说：“我有三不惑——酒、色、财也。”范晔对“震畏四知，秉去三惑”大为赞赏，认为杨震父子的事迹，印证了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的古语。
晚于杨震的羊续，也是一位以清廉而著称的官员。他生活在东汉晚期，其时“权豪之家多尚奢丽”，羊续深恶浮华，“常敝衣薄食，车马羸败”。属官曾向他进献活鱼，他将之悬挂在大门上，待到属官再度进献时，手指已瘪的鱼干，属官立刻领会其意，羞愧退下，这便是“羊续拒鱼”的故事。羊续的妻儿从老家来投奔他，他只让儿子进入官署内，向儿子介绍自己简陋的生活环境，以示无法支持妻儿来到自己身边生活。
与羊续同期的陈寔，《后汉书》对他的评价很高：“唯陈先生进退之节，必可度也。据于德故物不犯，安于仁故不离群，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，故凶邪不能以权夺，王公不能以贵骄”。陈寔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，但美德的力量让他为乡里所敬重，同乡说“宁为刑罚所加，不为陈君所短”。
有一年，乡里歉收，一些人被迫为盗。一天夜里，陈寔将子孙叫到跟前，严词厉色教训：“夫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未必本恶，习以性成，遂至于此”，停顿了几秒后，忽然提高音量：“梁上君子者是矣。”话没说完，屋梁上跳下一个人，一脸惊恐，俯首认罪。陈寔端详此人面貌，觉得他不像是恶人，令他务必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弃恶从善，并赠他二匹绢以度过荒年。陈寔在教育子孙的同时，也改变了一个品行不端之人的命运。
《后汉书》在陈寔的传记后，又简要介绍了其子陈纪、陈谌的事迹，三人时号“三君”。《后汉书》说陈纪“以至德称”，《世说新语》中有几则陈纪小时候的故事。其中一则说陈寔约了友人一起去某个地方，相约中午碰头，但过了中午友人还没有来，于是就先出发了。友人姗姗来迟，见陈寔先走了很不开心，当着陈纪的面骂其父。陈纪此时不过七岁，对友人说：“君与家君期日中，日中不至，则是无信；对子骂父，则是无礼。”友人听罢，深感惭愧，由此我们也见到陈寔教子的效果，陈纪的回答可以说是有理有节。
古语有云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《后汉书·第五伦传》中也说“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”，古人视身教重于言教，中国古代留下了海量家教文献，既有富有启发的家风故事，也有用心制作的家训规条，但能够为后世铭记的，必是言行合一者。（罗慕赫）
